看尽
酒水天下事

传统白酒必用的原料:高梁,原产地在关公故里山西运城

早就想说说中国高粱了,尤其是近二十多年,看国内大媒体与权威机构因高粱、高粱酒以及后稷、中国农业等等解说,以及一些“教授”、“博导”吵人耳际的说词,往往难以奈心,但自又觉得“人微言轻”,然而,就认了他们的说词么?还是一吐为快吧!

史料言明,中国的一批精英学者,听信西方人早先认定:高粱原产于非洲,史前传入埃及,再而到达印度,元代以后,又由印度传入中国……

也因为此一“铁定律”,他们否定一切,附合“西来说”——包括人种、文化都是“西方来的”……西方来的吗?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即公元1931年,继1926年,中国考古的早期领头人李济先生在我市开掘到夏县西阴村发掘出一枚人工饲养的蚕茧化石以及粟黍类的碳化物之后,尤其是那半个蚕茧化石,震动了北京与世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董光中,会同山西省图书馆和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的洋人专家,在万荣县荆村(今称地名)进行发掘,众多器皿遗存中,发掘到大量的黍稷及黍稷皮壳,这些宝贝带到北京后,势必引起中外学者兴奋。

到1933年,在《师大月刊》第三期以《本校与山西图书馆美国福利艺术陈列馆发掘山西万荣石器时代遗址之经过》为名,公布了其科学发掘之成果。同年,毕晓普在其《华北新石器时代》一书中,公布了其研究成果,“黍稷及黍稷壳”作出了其制定荆村遗址中所得的“黍稷”为黍与高粱两种农作物”成果。接着,日本学者和岛诚一又公布了一条“鉴定结论”:“在新民教育馆藏品中有董光中氏当时出土的荆村谷类灰烬中的碳化物,这份东西经理学士高桥基先生鉴定为粟和高粱品种”,这些个考古实物与鉴定结论起到轰动性的炸锅作用——因为那当儿,中国与世界学者都早被西方文化人的“西来说”弄弯了腰,迷糊了脑,特别是早定论了高粱“西来说”怎了得?

此一发自中国人与运城的史实,当时即遭到“围剿”,尤其是北京的那些名牌大腕,口水乱喷,一下吵叫了几十年,也许现今他们的后裔弟子仍那样死硬,不承认高粱——或客气地讲,中国高粱源自于运城,不敢突破那个来自印度说狗饰式的“金链圈”……

红高粱

骄阳下的红高粱

也不知那些仍活到今天的专家与教授,到底读的是什么书,或者读不读中国人自己的书,因为中国人自己的书里写得很多——

《诗经》以降,不少典籍中都写到了高粱,起码《诗经》中,就可查到十六处“稷”记,又有十六处“黍稷”并用文记,历代学者注、解、疏都反复注释过其为“高粱”。且引一段浅显的文字综述:“稷……北方谓之高粱,成谓之红粮,通谓之秫秫,又谓之蜀黍。盖穄之类高大似芦。故元人吴瑞曰:‘稷苗似芦,粒亦大,南人呼为芦稷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种不入’。

郑民注:‘旧说首种谓稷。今以北方诸谷播种先后考之,高梁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则首种者高粱也’。管子书‘日至七十日,阴冻释而艺稷,百日不艺稷’。余闻之凤阳人云,彼地种高粱最早。谚云,九里种,伏里收。及余至丰润。其俚谚亦有九里种高粱之说为稷,而首种无疑矣。秦汉以来,诸书并昌梁为稷,无论稷梁二谷,缺一不可。

即从管子之书曰至七十日艺稷为说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之正月。余足迹所至,旁行南北,气候亦至不齐也。所见五方士,下用计农末,辄相咨询,曾未闻有正月艺梁粟者。至吾徽艺粟,迟至五六月,在其为日至不艺也?而高梁早种于正月者,则南北并有之。故曰稷为首种。首种者,高梁出。”

又云:“诸谷唯高梁最高大,而又先种,谓五谷之长, 不亦宜乎。”“稷为五谷长,故司农之官曰后稷。

那么,万荣荆村遗址后,我国各地一直出现多处高梁遗存物,又怎么不说明,中国高梁是自己培育的粮食优种,根本不是元代以后经印度传入的么?

请看:《考古学报》1979年第三期: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文化(仰韶晚期)第三期的房子F2中发现了一瓮高梁和两枚莲子;

《考古》1960年第七期:江苏新沂三里敦遗址西周文化层中发现了高粱的茎叶;

《考古学报》1957年第一期:河北石家庄庄村战国时代遗址发现了鸡蛋和炭化了的高粱各两堆;

《考古学报》1957年第一期:院宁院阳三首壕西汉村落遗址发现被烧而炭化的高粱一小堆;

《考古》1964年第八期:河南洛阳老城西北郊西汉后期墓地遗址81号墓中发现一陶中盛有高粱的朽屑;

《考古》1979年第二期与《考古学报》1959年第二期,分别刊有陕西咸阳马泉西汉晚基墓葬与西安西郊汉长安城南郊的汉代建筑中,前后各发现两个装有高梁的陶瓮和墙壁里用高梁杆扎成的排架;

还有在新疆、山西尤其是运城市内距荆村遗址不远处,更多有高梁实物遗存出土。

我们可以假定,以国人先祖列家学者所见——“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说,那些喝饱了洋墨水、被外国人灌满脑子什水的专家、教授们,大概研究中国历史、农业史时,不读或根要本读不懂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字,不知道或根本不参考那些文字,特别是古人对高梁二字的汉文字记述,但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了考古业后,从目前看到的文字报告中,都明明白白说了那些四五千年的考古遗物是“高梁”及其碳化物遗存,还有不少的英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叽哩咕嗜文字,都从众多考古遗存论述与结论中,看到与肯定了中国“早在纪元前25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华北已开始种植高梁了”(美国等各国洋人专家戈登W·休斯类的大家们的结语)。

早期中国文字史上,起码从甲骨文以后,众多典籍史料,就一直说中国在四五千年的尧、舜时期主管农业生产的官叫稷,后稷,而前引文也讲明白了,稷就是早期中国人对高梁的叫法,而开创此一伟大功业的“帝王”及专官专业的官(或始祖)就是今运城市的一些人,那山、那水,那地、那“古都庙存”都历可寻可凭可吊可拜,尤其是最早开掘到的有高梁碳物的西阴遗址、荆村遗址都与农官(或始祖后稷)相距极近,都在运城市(最早称河东的地域)内,那不是什么历史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今日史说与证明!

直到今天,也不知那些权威们怎样解说高粱、稷、后稷,但是还看到中国的权威媒体与重要出版社们,仍在重复百多年前的“西来说”:人种是非洲的,文化也由之西来,而且,又玩起了“新科学”成果:基因检测什么的,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大断谷,还绘声绘色地重复十万年前,那儿出现了一批特别能生孩子的女人,生了许多孩子成人,派到各地,杀了那些已有成就的当地人,比如“杀光了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

科学么?那就是科学么?起码,人种来源于非洲,那儿的他们的老祖宗都还是黑人,而且,他们的老祖宗杀光了我们的北京人,但几千年,几万年,中国没有一个黑人,又如何解释呢?又如何解释他们现代先人们的基因检测结果呢?

其实,中国也有一批另类的科学家胡说类型,似乎比“西来说”者高明一点,比如前十多年,北京的一批人,在非山西的某地,搞了一个名牌很大的X企业发展基地,打起后稷的牌子,运城报社的一批记者去采访,提出后稷不是那里人,彼专家们大概没有想到有后稷老家来人发问怎么问答,只得承认后稷不是他们所在地人,但却回答说,其所在地是后稷的“老舅家”,所以也可以堂之皇之地称为后稷教人种农作之地……

据知,现在那儿的当家们又这样说了:这儿原是后稷教民农作之地……他们又花了很多钱,造起了后稷大像,还有后稷广场……人家有钱,就那么干,又那么说,那么多专家就那么信,谁又能说些什么?又能怎么了他们?

为什么那么说,很简单,稷——高梁是五千年前的中国自有人吃粮的优秀品种,产量高,品质好,又能造出价格与地位(敬神)的酒,起码,高梁与后稷的功劳与作用,充盈着中国文化与文字,四千年,四千多年也罢,名非起于稷、后稷不可,欲待欺世盗名,不用后稷又用得了什么?

中国的关于稷——高梁——后稷的文字都在,荆村、后稷故地,庙宇也还在,由高梁酿造的中国优品酒还仍然飘香世界,愿人们珍重人类史上最多最优的农产品高梁,珍重中国人类史与农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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